谢稚柳与陈佩秋是现代中国书画史上著名的艺术伉俪。他们既是人生的伴侣，也是艺术的知音，被誉为“当代赵管”。
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专访谢稚柳与陈佩秋之子谢定伟，听他谈父母一生不改的初心。
谢定伟
他们因宋画而结缘
上观：听说您父母当年相识是因为一张古画？
谢定伟：我母亲早年就读西南联大，1944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（中国美院前身，抗战时期艺专迁入重庆）国画系，主修山水。
抗战胜利学校迁回杭州后，她主动申请延长学制，在艺专一共学习了6年才毕业。
在艺专时，母亲对宋画产生了兴趣，但黄宾虹老师不建议她临摹宋画，只有郑午昌老师支持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母亲经郑午昌介绍认识了我父亲，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市文管会工作，负责古代书画鉴定和收购工作。母亲毕业后，也曾在文管会工作过。
他们的相识与相知不只是因为某一张古画，而是基于对唐宋高古传统绘画共同的热爱，这种艺术上的偏好在当时是属于比较小众的。
上观：谢稚柳先生年轻时非常喜爱明代画家陈老莲的作品，他的审美是什么时候转向唐宋绘画的？
谢定伟：我父亲15岁时在江南大儒钱名山的寄园读书，在老师家中见到了陈老莲的《梅花》，从此醉心于陈老莲的书画。
1942年，父亲应张大千之邀去敦煌考察，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对洞窟和壁画进行测量，并记录壁画的内容。敦煌壁画带给他极大的震撼。从敦煌归来后，他的绘画实践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全力追寻唐宋高古传统，自此开启了绘画生涯的崭新历程。
上观：您父母对唐宋绘画的喜爱在当时为何属于小众？
谢定伟：清代宫廷曾推崇“四王”，民国时期，石涛、八大走红。此后，任伯年、吴昌硕领头的海上画派兴起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，唐宋传统渐趋式微。从客观条件来说，唐宋绘画由于历史久远，存世数量稀少，且多藏于皇家，民间无缘得见。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后，唐宋时期和历代的绘画精品才逐渐被世人所了解。
我父母认为，唐宋绘画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巅峰，与其从明清起始上溯唐宋，不如直接以唐宋为本，借鉴而后创新。他们因共同的艺术追求而结缘，一辈子在这条路上砥砺前行。
母亲曾多次对我说过，她认为宋代山水画的顶峰是北宋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而宋代花卉画则首推徐熙的《雪竹图》。《雪竹图》原为大藏家钱镜塘所藏，后来入藏上海博物馆，立轴上还有我父亲题写的签条。父亲深入研究《雪竹图》后，根据画史中关于徐熙落墨法的记载，创造了自己的落墨新法。
谢稚柳《青绿山水》1960年 上海中国画院藏
“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闻”
上观：他们既然都倾心于两宋绘画，为什么一人学北宋，一人学南宋？
谢定伟：这主要是指山水画。我父亲对北宋的各家各派都下过很深的功夫，到了融会贯通的地步。母亲性格刚强，既然父亲宗北宋，那她就别开生面，以南宋为宗。
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时，母亲是最年轻的画师之一。当时多有传言，说她的画是由我父亲代笔的。她对此非常生气。我从小到大，从没有见过我母亲的任何一张画是由我父亲代笔的，以她刚烈的性格，绝无发生之可能。反倒是我父亲作品中的花鸟虫草，常常使用母亲勾的粉本，也就是底稿。当然，两人合作的作品也不少见，但款书一定会写明是他们的合作。
上观：陈佩秋先生笔下惟妙惟肖的花鸟，是如何“炼”成的？
谢定伟：我母亲为了写生，在家中阳台上养过各种各样的鸟，比如长尾山鹧。家里还养过各种昆虫，比如蝈蝈、蝉、螳螂、天牛等。母亲为了细致地观察这些虫子，特意制作玻璃盒养虫。她的动手能力很强，先画图定尺寸，然后去玻璃店切割玻璃，再用医用橡皮膏把玻璃粘起来。玻璃盒的一边使用硬纸板，上面开个小门，给虫子送食物。
母亲还把大量时间投入花卉写生。她会连续几个月去苗圃写生，带上折叠椅和自制的写生工具盒。她当年用香烟盒精心改造而成的工具盒，我到现在还收藏着。
陈佩秋在创作中
上观：她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。
谢定伟：是的，当年凡是能借临、过眼的宋画，或者是出版物、照片等，她都用心一一临摹，与古人“血战”。她曾说：好的艺术作品既要美，更要难。
70年的丹青生涯，使母亲对宋元绘画的鉴赏积累了丰富的理性认识。她对南宋画家马远、夏圭很有一番研究，晚年在学术上提出过一些独具慧眼的观点。
上观：您母亲在作品上经常钤一方“忆谢堂”的印章，“忆谢”是指您父亲吗？
谢定伟：曾有不少人问过，这方印章是否表达我母亲对父亲的感情。其实“忆谢”源出李白的《夜泊牛渚怀古》：“登舟望秋月，空忆谢将军。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闻。”母亲借这首诗和东晋谢尚闻袁宏咏史的典故，是想表达自己的志向：我也能“高咏”，只是现在尚无人听闻而已。
上观：您父母曾有过不少精彩的合作，有哪些令您印象深的作品？
谢定伟：他们的合作很多，我印象较深的是他们1960年合作的手卷《云林流风》。当时母亲正钻研倪瓒的书体，那年春节过后，她临了一段倪瓒的题诗：“江城风雨歇，笔研晚生凉……”父亲看到后，便在剩余的纸上画了一段倪瓒风格的山水。
1997年，父亲仙逝后，母亲再次看到这幅作品非常感慨，于是在另一张纸上又临了倪瓒的一段题画诗，并配了一段画，与父亲当年那段画无缝衔接并题跋：“越三十七载戊寅，临倪瓒江渚暮潮诗并补小图如下以续前图之不逮……”后来，母亲将两段书画裱成手卷并题引首“云林流风”。
1960年，谢稚柳与陈佩秋合作手卷（图中右半部分)
谢稚柳去世后，陈佩秋又临了倪瓒的题画诗并配了画（上图左半部分），与前作衔接在一起合成一幅手卷并题引首“云林流风”。 受访者提供
被画画“耽误”的女工程师
上观：您父母虽然在艺术理念上志同道合，但两人在生活中的性格却截然不同？
谢定伟：的确，父亲的性格比较随和敦厚，而母亲则率真而刚强，她可谓多才多艺，年轻时烧得一手好菜。据父亲说，当年家里请客，一桌菜都是她一个人掌勺。我小时候吃过母亲做的川味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，那滋味至今难忘。
为了让我们兄弟放学后不在外贪玩，她把家里的餐桌当成乒乓桌，买来乒乓网，用筷子自制网架，带着我们打乒乓。
她还自学组装半导体收音机，亲手制作了好几台收音机，送给远在昆明的外婆和姨妈。后来还带着我们兄弟开始玩收音机和电视机。
上观：您长大后学习计算机和从事芯片工作，原来是受母亲的“熏陶”。
谢定伟：是的，那时候装收音机要去商店买元器件，母亲常带着我挤商店，淘处理元器件。我印象中店里全是男顾客，只有她一位女性，但她毫不在乎。她甚至还花高价买过进口的半导体晶体管。
可惜在特殊年代，那几只昂贵的晶体管和家里的元器件都被抄走了，她甚至还被怀疑在组装收发报机。
陈佩秋 《饱饱金珠胜似春》上海中国画院藏
上观：除了您姐姐，你们兄弟几人为何都没有继承父母的艺术事业？
谢定伟：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，上中学的时候画过水粉画，但我母亲坚决反对我们学画，每次看到我画画就要把笔没收。她对我说：“好好读书，将来当工程师。”恢复高考后，我报考了上海科技大学计算机系，后来去美国学计算机和半导体物理，毕业后在硅谷从事芯片制造。
我能够理解父母当时的心情。上世纪50年代，我父亲因鉴定收藏北宋王诜的《烟江叠嶂图》（水墨本）曾惹来一场风波。当时文管会认定这是一件伪作，不予收购。父亲担心这件国宝就此流失，于是凑钱分三次付款买下这件作品。在后来的运动中，他因此背上了罪名，被迫将此卷与其他书画收藏全部上缴。
上世纪90年代，《烟江叠嶂图》（水墨本）即将退还给我父亲之际，我父母亲决定将这件文物捐献给国家。后来《烟江叠嶂图》（水墨本）被定为上海博物馆的一级藏品。
谢稚柳 《粤北锦江山色》上海中国画院藏
搞鉴定就像交朋友
上观：尽管经历过人生的起伏，但您父亲70多岁出任中国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后，仍然在全国各地忙于鉴定文物书画。
谢定伟：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博物馆，但书画鉴定的专业人才非常缺乏，各地馆藏书画文物质量又良莠不齐，急需鉴别真伪。
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其实是1961年从南京博物院开始试点的，父亲是当时的三人鉴定小组成员之一，但这项工作在1964年被迫中断了。
改革开放后，父亲写信给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，建议恢复全国书画鉴定工作。1983年，他出任中国书画鉴定小组组长，小组成员还有启功、徐邦达、杨仁恺、刘九庵等人。在此后长达8年时间里，父亲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出差，为国家厘清古代书画收藏的家底。
曾有人对父亲说：“您这8年的损失太大了，假如用这些时间画画，收获必定不小。”父亲回答：“这是国家大事，义不容辞。”
上观：关于古画的鉴定，他曾提出过“交朋友”一说？
谢定伟：是的，我父亲有一个绝活，就是对书画过目不忘，但凡他看过的画，都能把笔法、构图等特征一一记在心中。他说：“鉴定书画，就像交朋友一样。当你对一位朋友的个性、习惯、经历、音容笑貌等熟悉到一定的程度，就拥有了发言权。”
我父亲与母亲不同，他从来不临摹古人的画，但他的画却表现出许多古人的笔墨特征。母亲曾对我说：“你父亲从来不临摹古画，但他的画一看就像宋画。我临宋画临了一辈子，画出来反而没有他那么像。”
谢稚柳与陈佩秋被誉为“当代赵管”。
上观：您父母留给后辈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？
谢定伟：他们将复兴高古绘画传统、借鉴与创新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，无论经历怎样的波折，都不改初衷。
他们为人处世一直是低调的，没有门户之见，更不参与门阀之争。他们内心始终有自己的艺术标准，认为唐宋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，后人应当在学习、借鉴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。
他们淡泊名利，对书画艺术是一种纯粹的热爱。父亲离世后仅留下12幅他晚年的作品，大量精品力作都赠送给了友人。他晚年喜欢种植花草，生活简单质朴，毫不追求奢华享受。
母亲直至98岁离世之前，每晚还在看书学习，常常至后半夜才休息。我正在整理她对《宋画全集》的解读和批注，希望能够在不久后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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